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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孩子健康就是儿科医生的幸福

2019-12-10 17:26:02 来源:健康报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韩彤妍

众所周知,儿科医生的工作面临很多挑战,既有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和作息不规律的辛苦,又要应对家长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恶意拖欠住院费等行为,还有为了做出符合孩子最佳利益的选择时需要承担的压力。前不久,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主办的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韩彤妍分享了她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挑战与职业幸福。本期我们分享韩彤妍医生的发言,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公众对儿科医生的理解,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医疗和成长环境。——编者

我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工作至今已经21年了。我当初是想当外科医生,觉得做手术厉害,治好了病人很有成就感,但最终命运安排我到了儿科。

儿科医生的收入真少。2001年我读博士的时候一个月才500多块钱,而学习其他专科的同学收入已经逐渐增多了。我曾经对我的母亲抱怨说,读儿科博士收入又少,纠纷又多……可母亲鼓励我说,工作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工作本身的意义。

我们从来都是穿着跑步鞋

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很大。比方说,当住院医生的时候,晚上需要去产科“看台”,“看台”意味着电话来了,马上就会有一个小宝宝要出生,5分钟之内就要赶到手术室或者产房,这时,绝对不能等电梯,只能飞奔而去,所以我们从来都是穿跑步鞋。我们的住院医生,一晚上要看七八个台,有时还要去别的医院转运危重的新生儿。隔天值一个24小时班,持续8个月到一年,虽然忙碌艰辛,但却是一个住院医成长最快的时期。

值儿科急诊大夜班的医师更辛苦。急诊大夜,要从晚上8点上到早晨8点。冬季患儿多的时候,一晚上要看150~160个病人。虽然儿科急诊有值班室,有床可以躺一躺,但是,很少有值大夜班的医师去躺下休息,他们宁可在凌晨3点多,没病人的时候,在桌子上趴个10分钟,也不想去“锻炼”仰卧起坐了。

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我们往往没有时间写文章、做科研,因此儿科医生的晋升机会相比别的科室来说会慢一些,想要获得同等的晋升机会则需要付出更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6年成为北京市危重新生儿转会诊中心之一,2018年又申请到北京市新生儿保健专科示范基地。我们儿科主要分为4部分,即新生儿病房及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普儿病房、儿科门急诊和儿童健康发展中心。目前有床位75张,医生36人,护士84人。75张床中有50张是新生儿病床,新生儿病房没有家长陪住,都是由护士负责照顾小宝宝。重症监护病房中22张床是配备呼吸机的病床,其中12张床是有创呼吸机的病床。每个宝宝,一天需要喂8次奶,换至少8个纸尿裤,有创呼吸支持的宝宝还要吸痰、变换体位、给药、给静脉营养等等。目前床位的使用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病房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还在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在医疗工作之余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制定流程文件。这些流程文件都是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细节问题,例如体重1500g以下的早产儿液体管理、不同孕周的患儿临床症状不同时的呼吸支持方式。这些流程文件都是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做的,对于年轻的主治医们,都是等自己的孩子睡熟之后,才能去干这些文书工作。

以最大的善意和最好的医术对待小病人

医学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不仅要治疗疾病,还要学会怎么和家长沟通,治疗家属的心病。要成为一个好的儿科医生,不仅要医疗技术上乘,而且言语表达、沟通能力也不能逊色。

我们一直在用我们最善良的心对待每一个孩子,尽心尽力治好每个孩子的疾病。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面临一些困境。我们病房曾经有一个32周、体重1200多克的早产儿。站在医生的角度,我们相信只要积极治疗,孩子肯定能顺利长大。但是住院没几天,家长跑来医院,认为早产儿远期预后不好,坚决要求放弃治疗。尽管我们解释说孩子孕周比较大,风险是可控的,还给他们展示了既往出院七八百克的早产儿都已经上小学的照片,但他们还是坚持把孩子接走了。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医生,我们也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曾经有一对夫妻从外地千里迢迢来到北医三院,生下一对体重不到1000克的双胞胎,属于超低出生体重儿。我们从孩子出生开始,努力呵护救治孩子,孩子在NICU逐渐长大。但是,父母从住院两周以后就不再交住院费用。我们每周坚持查房,讨论孩子的病情变化,研究采取什么治疗措施对孩子最好。与此同时,主管大夫还要每天和家长通电话,请他补交住院费用,我也不得不针对住院费用每两周和家长谈一次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孩子妈妈开了3个钢琴学校,也注意到她戴着项链、戒指,可她就是说自己没钱交住院费。最后,两个孩子住院两个月,体重接近2000克时,为了孩子能早点开始家庭养育,我们让家长接出院了。出院时,欠交住院费20万,家长答应一周之后补交,但5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补交任何费用。

我们以善良之心待人,但是面对这样恶意拖欠住院费的情况,医生也是很艰难的。虽然,医学并非万能,总有我们治疗不了的疾病,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在给孩子治病的同时,不要再为追讨欠款而牵扯精力。因为这样一来,会影响医生对医学精益求精追求探索的热情,使得他们在应对疾病时更加疲惫不堪。

我们也希望周围的人能对我们以诚相待,我们会把最大的善意和最好的医术传递给我们的小病人,使他们健康顺利长大。我一直喜欢“安之若素,微笑向暖”一词,我希望保持本心,做正确的事,温暖周围的人。

做符合孩子最佳利益的治疗

2017年数据显示,中国有67.21/10万的新生儿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其中30.6%的孩子是因为出生时的窒息死亡。2004年以来,叶鸿瑁教授作为国家新生儿复苏项目组长,带领专家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生儿复苏培训,使得新生儿窒息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了83.5%。

在叶老师等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我们也在北京市甚至全国推进开展新生儿复苏培训。运用娴熟技术,在新生儿出生之后黄金1分钟进行新生儿复苏,黄金1小时稳定病情,序贯治疗,挽救了一个又一个高危儿的生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病例,孩子在出生前1小时的胎心监护是好的,但在出生后没有呼吸和心跳。从一出生,就开始进行新生儿复苏的正压通气和胸外按压。虽然按照新生儿复苏指南,Apgar评分持续10分钟为零分就可以判定死亡。但是,因为相信孩子还有生的希望,我们没有停止。终于,在抢救达到25分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第一声心跳。复苏成功后,我们把孩子转运到NICU。可是,在他的后续治疗中,如何将神经系统受损的后遗症降到最低呢?虽然他已经有亚低温治疗的禁忌证,再三权衡,为了患儿的最佳利益,我们采用了神经保护性治疗的亚低温治疗。住院两周,孩子的新生儿行为评分恢复到同龄儿水平,家长接孩子出院。我们对于孩子后续的监测、治疗并没有停止,家长定期带孩子到我们的儿童健康发展中心随访,我们和家长一起陪着他长大。现在,他2岁半了,走路说话一切都很好。现在我们敢说,那时的治疗,的确是符合他的最佳利益。

现在,我们在NICU救治中,加入了全人照顾理念,让早产儿妈妈进入病房,在孩子病情平稳时,每天有一些亲子共处的时间,形成了早产儿个体化发育支持模式。孩子出院回家后,在我们的儿童保健中心随访,医生指导家长育儿的各个环节和细节。我们将这一过程,命名为“陪伴成长”,不仅是陪伴每一个NICU救治的孩子成长,也陪伴着家长,帮助他们把孩子养好!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作为一名儿科医生的美妙,我不仅仅是治疗一个病,也不仅仅是治疗一个病人,而是养大一个娃娃。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是一次次挑战,一点点成就感,积累成一个个健康活泼的小宝宝、大宝宝。相信,现在仍然坚持当儿科医师的同道们,正是在满满的成就感中沉浸、陶醉,简单而幸福地活在当下。与此同时,我也想呼吁制度给予医师更多的保护,社会给予医院和医生更多的支持,家长给予医师更多的理解和体谅。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一起陪伴家庭和孩子成长。(本报记者高艳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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